“国八条”规定的“大限”快到，目前40余个城市公布了年度“限价令”。而已揭晓“谜底”的部分城市“控制目标”也引发争议。楼市“限价”怎么变成了“限涨”？地方政府“定价”的依据是什么？地方“问责”如何避免“软执行”？围绕三大疑问，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限涨令”让市民失望

　　记者跟踪40多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除了北京，没有发现一个“降”字。这些城市普遍“描述”了允许房价上涨的区间，涨幅大都在10%左右。

　　西安市3月22日出台今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增长幅度不高于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而西安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目标是15%。

　　这样的“限价令”让本想买房的西安市民王苏磊感到失望：调控政策怎么能成为地方房价上涨的“合理依据”？这不等于默许今年房价上涨15%？

　　对此，西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个控制目标是在调研基础上提出的。“有人误读西安房价涨幅控制目标为15%，政府公布的内容中并未这样明确表述。”

　　对部分城市还没公布“控制目标”，一些市民向记者表示不能理解：“这让人怀疑部分地方缺乏调控房价的诚意。”

　　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说：“各地政府制定的控制目标要综合考虑地方资源、房价和居民收入水平、保障性住房和土地供应等因素。一线城市由于评估过程很复杂，考虑因素多，因此谨慎地作出判断，靠后公布可以理解。”

　　但他同时表示，不排除一些地方选择参照系时避重就轻、目标过于宽松的做法。“若一些地方房价水平已较高，仍然制定了太过宽松的目标，则不利于地产市场调控；有些地方政府担心被问责，定出高目标，这种心理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发现，已经公布“控制目标”的部分城市，今年以来房价已有较大涨幅。以沈阳为例，今年前两个月均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0.6%。同期西安房价比去年全年水平增长13%。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表示，各地制定目标只有上限，没有下限，这会加剧市场上关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让“国八条”的调控效果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一字之差含义有别

　　“国八条”提出，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确定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但记者发现，已出台“控制目标”的地方，大多参照了前两项标准，鲜有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为参照。

　　对此，一些专家和地方官员各执己见。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表示，GDP和收入增长是现成的量化指标。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却不好衡量，需要动用许多资源、建立衡量标准体系。

　　各地出台的房价“控制目标”采用的基数也不同。如合肥、上海等地的控制目标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而兰州、银川等地则以“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为基准。

　　“以新建住房价格为基准的计算方式包括保障房在内。而保障房价格很低，能够拉低住房整体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商品房的涨价空间就会大幅增加。政府控制房价的绩效就失去了意义。”陈国强说。

　　除了防止做“文字游戏”，还要防止地方“控制目标”成为“数字游戏”。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

　　调控“问责”如何到位

　　“国八条”提出，对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的，有关部门要视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上海市民刘险峰对记者说，“问责官员”并不是新鲜词，但为何鲜有对房地产调控不力的官员和部门“问责”的先例？

　　“问责不能浮于表面。在新一轮房价调控中，有关部门应制定详细的问责机制。”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说。“当然，楼市调控不能把眼光全部盯着房价。”陈杰等专家表示，从长远看，更关键的是切实改善供给结构、规范市场秩序，特别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